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 河北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抵京

同时， 如果平台金融科技公司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损失的补偿机制，当平台的资本不充足时，可能会导致信用风险过早外溢，从而将风险转嫁至公共部门，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

唐代继承隋朝之国家统一格局并有所拓展，经历贞观和开元之治，渐成盛唐之大国气象。一开始篮子货币为13种，美元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起增加至24种，随后经过2020年和2021年两次调整，目前CFETS的货币权重，美元从一开始的26.4%下调至18.79%，欧元先降后升至18.15%，显示出减少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人民币对外独立性的总体趋势。

一元货币制度格局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各区域间经济与市场的整合，这又反过来为巩固和强化币制统一格局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条件。客观地说，改革开放过程也曾出现过通货膨胀现象，有时还比较严重，特别是1996年以前一段时期因信贷扩张导致物价几度剧烈波动。试想，当时的法币制度连最基本的货币职能都难以履行，何以成为支撑所谓大国地位的货币制度条件？ 革命根据地货币：大国货币品质的艰难孕育 人民币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革命根据地早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截至2020年末，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作为大国货币成长过程的未竟事业，只有留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启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过程去成就了。

明清以降，西方诸国先后依托产业革命实现大国崛起，货币制度也完成从贵金属本位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换。紧随其后，人民币成为新中国的主权货币，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完善，目前正在迈向大国货币。须知，国家对银行业的引导，也是基于银行业能够对相关领域发展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一基本考虑的，而不是要给银行硬性摊派一种政策性使命，要使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商业机会，创造商业机制，在响应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提高盈利能力，提高资产质量，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尤其是21世纪初期到2013年左右的十年中，中国银行业说度过了十年黄金发展时期，实体经济超过10%的迅猛发展，促使金融体系超常规发展，我国的巨型银行很快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中小型银行也是遍地开花，银行业存量和增量改革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直到现在，经济学界对于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头雾水，没有一致的意见。这几年全球实体经济都在下滑，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增加，是目前必须重视的现象，中国的银行业也在密切关注且努力化解这些因经济下行的风险。

近年来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使得金融机构的日子不好过。商业化和市场化塑造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主体，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增强，金融业不再是国家执行赶超战略和工业化的工具，而是能够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企业法人。

比如在2017年初的央行会议上，号召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大对钢铁煤炭去产能、重点行业转型调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金融支持力度，要继续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健康养老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说了问题的两方面，一方面，金融体系确实很重要，它对于资源的配置、对于企业家的创新、对于技术扩散、对于社会分工和福利，都会产生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最后谈谈金融危机问题。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步伐加速，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主体结构的多元化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2017年初的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要加大对微型客户的支持力度，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我们几十年来金融服务的短板，也是我国普惠金融建设的最大盲区。这个庞大的充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满足了不同层级、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客户要求，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所以要解决中国银行业的困境，关键还是银行要要支持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企业自身的创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靠自我循环。实体经济发展不好，金融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国内很多人也屡次讲过这个观点，而且讲了很多年了。商业银行也要认识到这一点，投贷联动，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金融业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闭着眼睛都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准备过紧日子、苦日子、穷日子。这个变化是巨大的、深刻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的一面，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中国还有大面积的农村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需求尚未开发，中国的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这些都预示着中国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十几年来，一个崭新的金融谱系已经建立起来。实际上，正是在国家的这些战略性领域和民生领域中，存在着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和商业机会，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尤其是要结合互联网金融创新和自身的服务创新，降低成本，挖掘新的客户群体，发现新的战略新兴产业，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银行的资金大量地都是在银行内部空转，我买你的理财产品，你再买他的理财产品，都不去放贷，银行业都在进行金融内部的资本空转，不是去鼓励企业创新，不去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而是都在试图信托、理财这种方法获得收益，可是这些收益最终只能来自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会来自天上掉馅饼。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很多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论都是完全相左的，莫衷一是。因此，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态势，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健的，当然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在化解风险方面，中国银行业要提高警惕，也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主动迎接变革，在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有些经济学家肯定金融的作用，甚至把金融体系的作用抬得很高，比如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著文肯定了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他的两句话非常有名，一句话是：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之前，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债务人，这是从侧面强调了银行家的作用。我十几年来考察了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金融服务问题，对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的滞后深有感触。

（摘录自：王曙光著《中国论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进入 王曙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经济 实体经济 。有些人反对把金融体系的作用抬得太高，与熊彼特同时代，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是英国剑桥学派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她说金融无非是经济的面纱而已，不宜把金融体系的作用过度强调。

这些方面，都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领域，对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中也蕴含着大量对银行业而言非常宝贵的发展机遇。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为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的、为工业化和赶超战略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最大目标函数不是银行本身的效率，而是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赶超。

银行不投资于实体经济，哪里会有收益呢？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总得有一个最终的成本承担者。历次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金融体系是一个双刃剑在这个所谓经济新常态时期，银行业应该更加注重稳健发展，注重风险的防控，尽快从高风险领域脱身出来，采取瘦身策略，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聚焦一些风险可控且有把握的行业上，不要好高骛远。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和深刻。

金融要更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还要加大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尤其是鼓励微型金融发展。商业银行也要认识到这一点，投贷联动，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既要顺应国家战略，但同时更要注重市场机制。我十几年来考察了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金融服务问题，对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的滞后深有感触。

但是我们又不应该把金融体系评价得过高，当金融体系脱离了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时，这个经济就会发生很多问题，甚至会崩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佳方式之一是股权投资，现在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这些东西发展很快，这是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管道，把这个管道打造起来，金融资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实体经济。

银行在实体经济不景气和互联网金融所引起的脱媒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盈利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受到很大影响，外界的环境约束越来越明显。英国《金融时报》预测中国将发生金融危机。直到现在，经济学界对于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头雾水，没有一致的意见。所以我们在国家层面，在战略高度上，要极为重视扶持微型金融发展，尤其是支持不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支持边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鼓励金融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使实体经济得到更多发展。

国内很多人也屡次讲过这个观点，而且讲了很多年了。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步伐加速，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主体结构的多元化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历次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金融体系是一个双刃剑。比如在2017年初的央行会议上，号召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大对钢铁煤炭去产能、重点行业转型调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金融支持力度，要继续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健康养老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商业化和市场化塑造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主体，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增强，金融业不再是国家执行赶超战略和工业化的工具，而是能够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企业法人。银行业一方面当然要响应国家战略，对相关行业和领域搞好金融服务，但是同时银行业还要牢记自己是一个商业银行，要按照市场机制去运作，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找到一种商业上可持续的市场化机制，而不要简单地理解为政治任务。